池田温丨《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解说（一）

（日）池田温著

李德范译、孙晓林校（北京图书馆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

原载：《北京图书馆馆刊》1994年3/4期

S.797（池田温57）西凉建初元年（406）《十诵比丘戒本》比丘德祐题记

    〔译者的话〕写本时代在中国古代书籍史上是个重要阶段, 然而传世的古写本却是凤毛麟角。幸有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发现, 使四至十一世纪的千万件写本作为书籍发展史上极为珍贵的原始资料而获见于今。附记于写本卷尾的题记数以千计, 繁简不一，形式多样。总的来说, 记述写本的年代、书写地点、书手姓名、身份以及写本产生的缘由等等, 内容十分广泛。不啻于书籍史的研究, 即使历史、宗教、社会、书法等领域, 它都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日本学者池田温先生悉心整理编撰的《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日本大藏出版社，1990年）就是一部历代写本题记的汇编，内收各类题记录文二千余条，以年代为序排列, 每条之后附有参考文献，前人的刊布、整理、研究工作一一举出, 以备参阅。此书无论辑集题记的数量还是整理水平，都超过以往同类著作，乃集大成者。

    本文是编者专为这部书撰写的总解说,全面介绍中国写代写本及其题记，对前人所作的题记集录工作作了历史性的回顾, 并就研究题记必然涉及的相关问题, 如书录解题、序跋、经记、书画题跋等相近资料的对比, 古代写本及其题记中的真品、赝品等等都作了全面论述。可以说是一篇关于中国古代写本题记问题的概述性力作。把它译介给从事中国古代书籍史的同道, 相信能有所稗益。

一、中国古代写本 

    在绵延约三千多年的汉族文明史上, 产生了大量的汉文文献。在人类文化遗产中, 汉文文献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几乎与源于希腊、罗马的欧洲世界诸文献等量齐观, 此话当不为过。在中国，七、八世纪已发明了木版印刷技术①, 十、十一世纪进入印刷时代②，经过长达千年的印刷术的普及, 那些印刷时代以前的写本大都散佚殆尽。到十九世纪, 世上所知十世纪以前的中国写本, 除在我国古寺社等地保存的若干种传入本外③, 真是寥寥无几。如, 由内藤湖南收藏（现藏于武田科学振兴财团, 国宝）的《说文解字》木部残卷, 被作为稀世之宝而盛传于世。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 令世人惊喜的是, 从内陆亚洲干燥地区发掘乃至采集了为数众多的古代写本。其中包括印度系、伊朗系、突厥系等各种古代语言、文字书写的写本, 而数量最多的是汉文的中国写本。同时, 发现了早期印刷品④, 虽然数量不多, 但形式多样, 这使得人们对以往印刷发展史的认识格外鲜明具体。

    上述古代写本，虽然由于内陆亚洲异常干燥的自然条件，和远离文化中心的偏僻环境，而免遭掠夺破坏，但这些文化宝藏却突然被外来者在光天化日之下攫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敦煌文献。临近中国西睡甘肃省西端的敦煌, 二千年来, 一直作为一个绿洲城市闻名于世。在古代, 这里是丝绸之路的要冲, 商业贸易繁盛, 直到今天还留存有许多曾经是伟大佛教文化殿堂的石窟寺院。其中规模最大的是莫高窟, 那些留存至今的五—十三世纪间的数百个洞窟, 是壁画和塑像的宝库, 因而成为世界观光客的麦加, 这是众所周知的。敦煌文献在靠近莫高窟北端的第十六窟北壁附设的小耳洞第十七窟（藏经洞）中封藏，1900年由王道士偶然发现并传出, 连残卷断页共计达数万件。其中约百分之八十是汉文书写的, 将近百分之九十的内容是佛教文献, 写经占了大半。在中亚发现的文献多是从寺院遗址、石窟、墓葬中发掘出来的, 差不多都是断片零叶。相比之下,暗室中堆积封藏了近一千年的敦煌文献中, 长卷、册子原形本占了相当的比例,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 敦煌文献的重要性非同一般。

P.4506（池田温98）北魏皇兴五年（471）《金光明经》卷二 定州张（土+巢）主等题记

    但敦煌写本就其性质而言, 并非像通常认为的那样，是为了躲避战乱，保存贵重资料而封存在离都市约20公里山间石窟的一个洞窟中的。约二米见方，不足四张半塌塌米大的藏经洞，原是敦煌高僧洪辩的影窟（即安置肖像的纪念室）⑤。在北壁台座上摆放着僧人洪辩的坐像, 西壁完内镶嵌着唐大中五年（851）洪䛒（辩=弁）的告身勒牒碑。洪䛒俗姓吴, 吐蕃占领时代, 他作为佛教教团中的首领在活动着。当地土豪张议潮等举兵赶走了吐蕃势力, 归顺唐朝后, 他得到了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兼释门河西都僧统摄沙州僧政法律三学教主, 赐紫沙门的荣誉。十六窟与在其上层的三六五窟都是在洪辩指导下于九世纪中叶建造的, 壁面虽在西夏年间曾被重绘过, 但洞窟构造却保留了中唐的原形。藏经洞洞口的封闭, 被认为是在十一世纪前半期归义军节度使曹宗寿时代⑥，此时距洪辩亡殁已经过百数十年, 不但洪辩本人的业绩被淡忘了, 连子孙中守护此影洞的人也断绝了。在此窟中高高堆积着的是汉文、藏文写经⑦以及布绢幡幢、绣佛、印佛等属于佛寺的各种法具。那些寺院经藏、仓库中旧损或淘汰的物品被贮藏在这里。就汉文写本来看,其中长卷有一万余件, 册子中较为完整的不满百件。经过千年岁月, 大部分写本的卷首残失, 损伤严重, 卷首完好的可以说是极个别的。相反, 卷尾的残存率却要高得多, 其中虽然留有卷轴的写本很稀见, 但尾题大半保存下来了。因而，一般来说, 就卷尾所记题记而言, 我们还能见到其中的多半。

    在这些写本中, 含有相当数量的原属敦煌各寺院的藏经, 有些卷子卷末留有“三界寺藏经”、“净土寺藏经”等若干寺院的印记,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不少⑧。但其总数很有限, 最多不过数十件, 在五千余卷大藏经中，不足百分之一, 通常是只有几件。至于卷数多的《华严经》、《 涅槃经》、 《摩诃般若波罗密经（大品）》、《大宝积经》、《大知度论》等，没有一种是完整的, 只发现零散的残书。如此状况, 寺院的藏经假如是一部, 运进藏经洞不是不可以的, 猜想这里是被用来堆积一部分替换的废弃残本和奉纳的供养经等。来自三界寺的经卷比较醒目, 特别是活动于十世纪中叶的道真和尚书写的写本（本书2261、2279、2490—2502，以下用阿拉伯数字表示本书所收题记的序号）⑨、文书比较集中。

S.996（池田温101）北魏太和三年（479）《杂阿毘昙心经》卷六 洛州刺史冯晋国题记

    遗存件数多的《妙法莲华经》⑩、《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维摩诘所说经》、《大般涅槃经》、《金光明最胜王经》、《佛说无量寿宗要经》等, 都被认为是各种供养经。通过或多或少有所断残的成堆的写经卷子, 可以真实地了解见于文献记载的写经流行时的历史状况。如《佛说无量寿宗要经》（一名《大乘无量寿宗要经》）,虽然只是仅有一卷的小经, 但却留存有近一千件, 吐蕃文的同种经写本⑪也为数不少, 都抄写于吐蕃占领敦煌的九世纪前半期，也有将这写在数张纸上的一卷经连写若干件的，书手的名字在各卷之末（1354-1790）。经文本身就说明了写经的功德。在吐蕃时代, 这一有组织的大量抄写活动，是由汉人和吐蕃人抄经手共同进行的，后来将其堆积收纳到藏经洞中。

    与此相对照的是《大般若波罗密多经》的残余部分，由玄奘翻译的这六百卷巨帙是最高最大的大乘经典, 这一点从它在唐王朝的积极支持下得到普及、般若会等的礼仪得到开展中, 便可清楚地知道。然而封藏在藏经洞的敦煌本中,九世纪前半时的大般若经占绝大多数, 除此外保存下来的只不过是个别的写本（2378-2381宋初监军使曹延晟愿经等）。虽然遗留总数在二千数百件以上, 但能归集成整部的不超过三种⑫，其他相当数量散在的残卷,不过是在写经过程中产生的因重复或写坏而变成的废纸之类⑬。通览这些写经中的题记（1088-1262），只是些简单的校记、勘记、署名之类，全都缺少纪年（唯一例外的是1088的“庚午”）。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金刚经》、《法华经》等多种供养经中, 却往往伴有写经时的年月日和愿文。

S.2106（池田温111）北魏景明元年（500）《维摩义记》比丘昙兴题记

    敦煌写经中, 除这些佛寺奉纳的供养经和大藏经残本外, 僧尼日常读诵用的受持本、学僧的著述稿乃至抄写本、讲学用教科书、听讲用的课本或是笔记本之类也混杂其间。通过这些卷子使我们了解了活动于敦煌的昙旷、法成的教学活动和他们的生平事迹⑭。此外，也有不少僧尼、沙弥和俗人的习书写经。

    从敦煌写经的年代来看，最早的可追溯到四世纪, 在有明确纪年的卷子中,一般以五世纪初的西凉建初二年（406）（57）为最上限。

    此后各年代的写本不间断地存留下来了，下限至北宋咸平五年（1002）的敦煌王曹宗寿与夫人的经帙、写经施入记（2560、2561）。在无纪年的卷子中,被认为是属于十一世纪初以后的例子, 一直没有发现。因而敦煌写本的时间范围或许可以概括为四—十一世纪初之间。

    笔者曾将被著录的敦煌纪年文献按世纪为限，分别统计，其结果是⑮：

    上表数字后来又有所增加, 因为此后又有若干件整理出来和新获知的卷子, 但大致分布比率如此。有纪年的文献约占遗书总数的百分之五弱，故其代表性是有限的。全部敦煌写本从世纪划分来看, 属九世纪的最多, 接着是八、十世纪, 七世纪以前的合计起来也只占全部的十分之一。

    一部写经被传持使用多少时间，以复数题记的经卷（268、459-465、914、923等）为例，多数情况是20年上下。象隋大业四年（608）二月上元日比丘慧休敬造的《涅槃经》卷末有唐开元九、十、十一年（721-723）尹嘉礼受持读诵的记录, 这是极少有的例子。一般经过若干年后, 写本已陈旧破损,不能再提供使用。敦煌写本, 几乎全部是在结束了实用阶段后被收藏起来的。即使是那样，从写本中有距封藏时间二百年以上,最多在六百年以上的残经断卷这一点来看, 推测其能够入藏当有特殊的情况存在。这当中也包括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两次废佛时幸免于难而残存下来的断卷。中唐会昌废佛和后周世宗废佛, 由于敦煌远离中原而未蒙害,丰富的佛教典籍得以留存。

S.6727（池田温168）北魏延昌二年（513）《大方等陀罗尼经》卷一 敦煌镇经生题记

    敦煌写本虽说是以佛典为主, 但引人注目的是含有不少与佛寺无关的四部书。最早留意敦煌写本的中国学者从罗振玉开始, 蒋斧、刘师培、曹元忠、 缪荃孙、王国维等都很重视四部书, 对这些残卷断页深入探讨⑯。1909年, 对汉学造诣很深的伯希和把数十件很有意思的写本拿给他们看之后。不久，罗振玉将伯希和提供的写本拍照并影印出版⑰, 遂使教煌写本的真实价值为世人所知。其结果是, 清政府将藏经洞封藏品的残余部分运到北京, 由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收藏，藏品约一万件。这样，分别收藏着斯坦因、伯希和、鄂登堡携归写本的伦敦、巴黎、列宁格勒（彼得堡），加上北京，成为敦煌文献的四大搜集地。除此四大搜集地以外, 在中国、日本等地也有一些零散的写本，其数量只是总数的百分之几。四部写本在巴黎的最多,那是伯希和挑选的结果⑱，北京的特别少, 因为在入藏京师图书馆之前, 李盛铎等利用职权窃取了一些有趣味的写本⑲。最初由斯坦因大量拿出的敦煌写本, 可以说忠实地反映了全部藏经洞写本的性质，除佛教文献外（例外的是, 其中含有《大唐西域记》、《历代三宝记》等数件写卷）, 四部写本中有代表性的卷子, 大体被网罗在王重民的《敦煌古籍叙录》一书中，并作解题说明⑳，其件数约计如下：

    以上统计绝非周全, 例如王梵志诗集存有数十个残卷, 此书却只著录了三卷, 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陷, 但基本状况是很明显。

    这些四部书与佛教文献相比, 多系更加零碎的残卷, 很显然是偶然留存下来的。但是, 相对而言, 九、十世纪时敦煌佛寺日常使用的写本（《孝经》、《论语》、韵书、书仪、通俗类书、历、童蒙书、变文等）数量较多, 遗存较为丰富。相反, 正统的经书、史籍、子书、文集的写本却比较稀少。一般来说, 留下来的往往是利用纸背乃至废纸做二次书写的东西。写本来源多种多样, 从州县学、官衙藏本到个人所持写本, 都混在一起。道教文献特别是道经,以盛唐写本为最多㉑。显然这是由于安史之乱后, 随着道观的急速衰落, 道经写本成为废纸, 又被佛寺再加以利用。儒教经典中，《尚书》和《毛诗》较多, 但没有发现《仪礼》、《周礼》、《公羊传》。《切韵》系统的韵书保存有多种㉒，《说文》没有, 只知有《玉篇》的碎片㉓。史书中《汉书》和《春秋后语》略多些。相反, 南北朝隋唐的正史、实录一点没见到。子部的医药、算、占卜、相书之类实用书相对多些。集部中, 《文选》的写本引人注目, 其他总集和个人诗集有一定数量。称得上精写本的大多集中在隋唐前期, 大体可以看出当时中原文化渗透的一面。不过，总的数量应该说是很少的。上述写本，以零碎断卷为主, 册子本只有一例《文心雕龙》㉔。存有卷尾的很有限, 留有题记的数量也不多。正因为如此，留题记的遗存是很珍贵的（471、508、529、533、556、557、558、564、565、628、634、636、655、736、833、842、843、850、851、858、868、870等）。永徽二年（651）东宫王府职员令（529）是经狩野直喜、那彼利贞、仁井田陛 、土肥义和、岡野诚 、田中良昭等人反复审慎研究过典型例证, 此件写卷在八世纪后半期, 纸背被用于钞写达磨《二入四行论》, 九世纪左右, 再次被用来作了经帙, 这个过程很明显㉕。这样, 由于敦煌写本是作为遗物而被偶然保留下来, 所以必须明白, 这与日本、西欧的古写本在寺社和修道院被珍惜地保存下来是完全不同的。

P.9141（池田温163）北魏延昌二年（513）《华严经》卷卅九 敦煌镇官经生题记

    以上叙述的是敦煌写本, 作为敦煌以外的中国古代写本, 应该介绍的是吐鲁番写本以及本国的传世写本。吐鲁番写本也是本世纪中亚探险发现的成果。但与敦煌写本不同, 是从石窟、寺院遗址或墓葬中发掘出来的。因而多为零碎的断片, 以卷子、册子形式保留下来的东西不多。佛经多这一点与敦煌相同,但是佛典以外的书, 比重比敦煌大。年代是从十六国时代开始到盛唐时期, 以及回鹊时代、元代, 还有一部分是清末的。以写本为主,也掺杂着刊刻本 ,特别是十世纪以后的文书, 刊写各半。与敦煌本在一个洞内封藏近千年所不同的是, 吐鲁番本埋没在遗址的土沙中, 因而一般来说, 破损风化较为严重。但也可见到因置于干燥的墓葬中而保存状态良好的文书。

    敦煌写本中也含有写于吐鲁番盆地的（501、924等），这可使我们追索两地往来的痕迹。吐鲁番出土写本中留下了较多被有意破坏的痕迹, 那是作为废纸的二次利用, 或是异教徒毁灭他教文物这两个主要原因造成的。吐鲁番写本的最大藏所是（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科学院考古学古代史研究所古代东方部，其次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大英图书馆、龙谷大学图书馆、（前）苏联科学院东洋学研究所列宁格勒支部、书道博物馆等。与敦煌写本集积在一个洞中相比, 吐鲁番写本的出土地超过了百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的古墓等还有不少留待今后发掘, 我们期待着将来再增加新的出土写本㉖。

P.2965（池田温287）陈太建八年（576）《佛说生经》卷一 白马寺沙门慧湛题记

    最后，在本国传存的写本, 是自遣隋使、遣唐使时代以来, 由赴中国的使节和学问僧、留学生等带回, 并幸运地传世至今的写本。内容以佛典居多, 其他典籍多为纸背被寺院再次利用而遗留下来的。也有的是把带回来的写本题记在日本照原样抄写下来的写本（628、1059-1069等），加上入唐僧在唐朝本土钞写的题记也不少。智证大师圆珍携来的写本是最集中的传世写本㉗。

注释：
①神田喜一郎《中国印刷术的起源》《日本学士院纪要》34：2，1976。后收入《神田喜一郎全集》第2 卷，同朋舍，1983。在这篇论文中,  神田谈到, 从贤首大师法藏（643-712）《华严五教章》“如世间印法，读之则句义前后，印文则同时显现。”与《华严经探玄记》卷二“答：如印文，读时前后，印纸同时。”的记述来看，与法藏同时代的人们肯定知道雕版印刷术，这一观点，得到学界承认。此外，“隋刻法华经”（书道博物馆藏吐鲁番刻本法华经卷五寿量品、分别功德品残卷的影印卷子本，1936）是中村不折的说法，他主张这是隋刻本，因其中不缺太宗之讳，做为初唐以前的写本是不成立的，但从纸、字体、分卷等方面来看，类似隋、初唐之物，这一论点值得注意。

②Thomas Francis CARTER&Luther Carrington Go ODRICH；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Rev. Ed.) N. Y. The Ronald press,1955，薮内清、石桥正子译注《中国的印刷术》上、下，平凡社，1977。

③《唐钞本》（大阪市立美术馆编，田中勇次郎监修，同朋舍出版，1981）收集了外来写本四部书中有代表性的写本图录43件（其中只有《本草集注》一件是敦煌本）。谢晶磊在每日新闻社1976年出版的《重要文化财》第21卷·佛殿Ⅱ中，缩印集录了当时碑定为国宝、重要文献中的一部分。

④Lionel Giles;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eum. London. 1957, p279-280中有斯坦因携来印刷物的目录。有代表性的二件彩色图版和十数件黑白照片收载于1982年讲谈社出版的Roderick Whitfield编，上野アキ译的《西域美术》Ⅱ。
另外，关于敦煌版画，菊竹淳一《敦煌的佛教版画》（《佛教艺术》101，1975）中登载了大英博物馆和巴黎国立图书馆收藏品的一览表和主要作品的图版。

⑤马世长《关于敦煌藏经洞的几个问题》（《文物》1978年第12期）。

⑥阎文儒《莫高窟的创建与藏经洞的开凿及其封闭》（《文物》1980年第6期）；藤枝晃：Reconstruction de la 《Bibliotheque》de Touen-Houang. (JA CCLXIX, 1981); 《敦煌藏经洞是何时封闭的》（《光明日报》1984年12月16日）。
⑦参考山口瑞凤编《讲座敦煌6  敦煌胡语文献》（大东出版社，1985）Ⅳ：1·2吐蕃语文献各项。

⑧陈祚龙Liste alphabetique des impressions de sceaux sur Certains manuscrits retrouves a Touenhouang et dans les regions avoisinantes. Kelanges (IHEC, t. 11,1960. No. 7,9,13,22,25,32)列有显德、开元、乾明、报恩、三界、净土六寺的藏经印。

⑨参照小田义久《敦煌三界寺的<见一切入藏经目录>》（《龙谷大学论集》434、435期合刊本，1989）。
⑩兜木正亨编《斯坦因、伯希和搜集敦煌法华经目录》（灵友会，1978）；《敦煌法华经概说》（《大崎学报》133期，1980）。

⑪石滨纯太郎《敦煌古书杂考4<大乘无量寿宗要经>》，《东洋学报》（15：4，1926）；同《无量寿宗要经考补》（《东洋学报》6：2，1927）。后收入石滨著《支那学论考》（全国书房，1943）。藤枝晃、上山大峻《敦煌本吐蕃文<无量寿宗要经>》（ビブリア23，1962）。御牧克己《大乘无量寿宗要经》（《讲座敦煌7  敦煌余中国佛教》，1984）。西岡祖秀《沙州的写经事业——以吐蕃文<无量寿宗要经>的写经为中心》（《讲座敦煌6  敦煌胡语文献》，1985）。

⑫京户慈光：A sstudy of the Buddhist manuscripts of Dunhuang: classifiction and method. （《壬生台舜博士颂寿纪念。佛教的历史与思想》，大藏出版社，1985）。本论文中列举了印有三界、报恩、乾明、显德各寺藏经印的大般若经，还举出了种种有关的经目等。

⑬平井俊荣《大般若经三  <大般若经的敦煌写本>》（《敦煌讲座7  敦煌与中国佛教》，1984）。本篇是按遗存的卷数统计，也包括原本一卷被割断为多卷和写坏的废纸。⑭上山大峻《敦煌佛教的研究》（法藏馆，1990）。第一章：西明寺学僧昙旷与敦煌的佛教学；第二章：大蕃国大德三藏法师法成其人及业迹。⑮池田温《敦煌遗文》（《书的日本史第一卷：飞鸟—奈良》85页，平凡社，1975）。

⑯罗振玉《雪堂校刊群书叙录》、王国维《观堂集林》所收的叙录和跋；刘师培《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蒋斧《沙州文录》、王仁俊《敦煌石室真迹录》所收跋等。⑰罗振玉编《鸣沙石室佚书》（宸翰楼影印，1913）、《鸣沙石室佚书续编》（1917）；《鸣沙石室古籍丛残》（1917）。存古学会辑《石室秘宝》（有正书局，1910）等都是优秀的著作。

⑱伯希和根据他的研究兴趣和经验，把选取文书的重点放在汉文以外的少数语种的语言资料和佛典以外的汉文资料上，至于佛典，则选那些有题记的写卷。

⑲神田喜一郎《敦煌学五十年》（《龙谷史坛》38、41，1953）；后收入他的《敦煌学五十年》（二玄社，1960）一书和《神田喜一郎全集》第九卷（同朋舍，1984）。姜亮夫《莫高窟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622页1910年条中可见“故解省者，仅六七千卷，送旧北京交京师图书馆保存。途中复有遗佚，至京又为有力者所盗窃，及归京师图书馆，仅余六千余卷，又有裂一卷为数卷者，世遂传劫余尚得八千余卷云。”

⑳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商务印书馆，1985；中华书局，1979）周祖谟拟汇编为专书的韵书类及佛典、道经、单篇诗文、金石拓本的题记，王书均不收录。㉑大渊忍尔《敦煌道经目录编、图书编》（福武书店，1978、1979）㉒周祖谟《唐五代韵书集存》上、下（中华书局，1983）。

㉓高田时雄《敦煌本玉篇》（《京都大学教养部人文》33，1987）。㉔铃木虎雄《敦煌本文心雕龙校勘记》（《内藤博士还历纪念dainty支那学论丛》，1926）。赵万里《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校记》（《清华学报》3：1，1926）。

㉕土肥义和《永徽二年东宫诸府职员令的复原》（《国学院杂志》83：2，1982）。岡野诚《唐永徽职员令的复原》（《东洋法史的探究——岛田正郎博士颂寿纪念论集》，汲古书院，1987）。

㉖《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唐长孺）《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前言（文物出版社，1981）。㉗本来在圆珍兴建的园城寺（三井寺，滋贺县大津市）中，作为寺门派祖师的资料，一并传了下来，而现在其中一部分分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等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