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征丨周绍良先生二三事

周绍良先生二三事 

南京師範大學  黃征

 

    周紹良先生是著名的文史學家，在敦煌學、紅學、佛學、收藏、文物鑒定等方面都堪稱名宿。祖父為著名實業家周學熙，父為著名佛學家周叔迦，家學淵源，秉承有自。周先生一生潛心中國傳統文化研究，長期從事敦煌俗文學及小說文學的研究，喜好書籍和碑帖拓片，所藏之寶卷為世人所少見。周先生一生始終表現出知識份子強烈的愛國情懷和佛教學者淡泊名利、寬厚謙遜的美德，所集各種版本的各類章回小說逾萬冊捐獻給天津市圖書館，收集的唐代墓拓片達四千餘種則編為《唐代墓誌彙編》。在中國佛教協會工作期間，對新組建的佛教圖書文物館和佛教文化研究所傾注了極大心血，對佛教文化研究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在擔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期間，積極協助趙朴初會長貫徹落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推動中國佛教協會各項事業的開展，在加強佛教自身建設、教育和培養佛教人才、推動佛教文化研究、促進對外友好交流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受到佛教弟子的一致稱讚。

 

    周紹良先生1917年4月23日生于天津，2005年8月21日在京逝世。倏忽之間，周老逝世已將14周年。周老逝世之後，學術界曾邀集專家學者撰文紀念，於次年周老逝世一周年之際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周紹良先生紀念文集》。我也是這本紀念文集的作者之一。不過我寫的是一篇敦煌學的學術論文，題目是《〈敦煌變文待質錄〉考辨拾零——破解“切藉”之謎》，署名“黃徵”。

    我的著述，本應署名“黃征”，但此前《文史》上的一篇論文、《敦煌變文集校議》、《敦煌願文集》，由於是繁體字排版，則用了“黃徵”署名。《文史》上是我自己原稿署名造成的，當時沒有注意“徵”與“征”的異同；後二者則是責任編輯梅季坤先生堅持而造成的。梅季坤先生是我導師郭在貽先生的摯友，他寫信回復我說：“你是做考證的，當然名字要用‘信而有徵’的‘徵’，怎麼可以用‘征伐’的‘征’呢！”我被說得啞口無言，只好聽從了。不僅這幾處，在與周紹良先生合著《敦煌變文講經文因緣輯校》一書時，也是被署名為“黃徵”。這本來也無所謂，不過臺灣的朋友在編輯論著目錄索引時搞不清楚“黃征”和“黃徵”是同一個人還是兩個不同的人，專門發函到我原先工作單位杭州大學中文系系主任吳熊和處詢問，吳先生則在中文系大會上直接問我，而我多年之後去臺灣看見那本索引，居然還是把我分為兩處編錄。為了敷衍這個問題，我忽然有個靈感，“黃征，又名黃徵”，將來再也不需要辯白了。

《敦煌變文集校議》，郭在貽、張涌泉、黄徵 著，嶽麓書社出版，1990年11月第1版

《敦煌愿文集》，黄徵、吳偉編注，嶽麓書社出版發行，1995年11月第1 版

《敦煌變文講經文因緣輯校》（上、下），周紹良、張湧泉、黃征，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敦煌變文校注》，黃征、張湧泉 校注，中華書局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

    時之所以寫了論文，而不是悼念文章，主要是因為連年親人與尊者紛紛下世，不勝驚悚，以至於每次該寫悼念文章而偏偏不忍為之。如今周老逝世已經將及十四周年，痛定思痛，雖仍未免憂傷，不過總還能同時想起一些有趣愉快的情景。

    周老是當代文史界的名宿，與我博士生導師蔣禮鴻教授同輩，所以我一直都很欽仰。然而周老住在京城裏，我僻處杭州，平時根本沒有機會見到老先生。由於敦煌學研究的關係，我曾隨師兄張涌泉教授專程進京拜訪周老。當時周老擔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經常在白塔寺那邊，於是就讓我們去白塔寺見他。那次見面是我們第一次與周老單獨交談，除了談論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分會的工作，就是敦煌變文的校錄整理與研究。周老後來主動邀請我們與他合著《敦煌變文講經文因緣輯校》一書，多半也與這次見面有關。這次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除了學術之外，還有一件小事，那就是茶葉。我們來自龍井茶之鄉杭州，又逢新茶上市不久，所以就帶了一點龍井茶送給周老。可是令我意外的是，周老對龍井茶並不感冒，他聽說我們帶來了龍井茶，卻似乎沒有什麼感覺。原來周老最喜歡喝的是“花茶”，也就是茉莉花茶，在茶葉中加上一些烘乾的茉莉花。這種茉莉花茶，通常都是很一般的茶葉，用烘乾茉莉花的香氣來掩飾茶葉香氣的不足，所以在杭州是屬於品外茶，連我這樣囊中羞澀的都很少買。不過自那以後，我也漸漸喝上了花茶，以至於我現在都自己種好幾盆茉莉花，夏天每日清晨採摘茉莉鮮花來泡龍井茶，感覺特別清香提神。當我在案前寫這篇回憶文章的時候，我也正喝著這樣的茉莉龍井茶。

    另一次見到周紹良先生印象特別深的，是周老八十華誕的慶祝活動那次，敦煌學界的中青年專家，包括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的理事、常務理事，濟濟一堂。除了照例談談敦煌學，那次周老還自費邀請大家到北京烤鴨店喫飯。我在那之前從來沒有喫過北京烤鴨，但沒喫過總算聽說過。可是當我親身經歷過一次以後，我對北京烤鴨的概念完全被顛覆了。因為我喫雞鴨是從來不喫雞皮鴨皮的，可是那次隆重的大餐，服務生端上來的竟然是麵皮和很油的鴨皮，還有醬和蔥、黃瓜。我是從來不喫醬不喫蔥的，更不喫雞皮鴨皮，但是為了長見識，還是跟著大家一起卷了一小塊只有一丁點鴨肉的鴨皮喫了，只覺得一嘴油。當然，北京烤鴨店的本店，就是最正宗的烤鴨製作者，所以烤鴨品質毋庸懷疑，人們喫烤鴨要的就是這種感覺。可是我當時並不知道烤鴨就是這樣子的，還在恭候服務生有鴨肉端上來呢。

周紹良先生八十華誕宴會在北京烤鴨店合影（左邊後排為本文作者）

    要說跟長輩周紹良先生合著學術著作，那是我們從來沒有想像過的。雖然我們先後跟郭在貽先生、蔣禮鴻先生合著過《敦煌變文集校議》、《敦煌文獻語言詞典》，但那都是跟自己導師合作，這種合作就是我們導師傳授學問的最佳方法，也是導師對我們的提攜與器重。那時候我們從來沒有想過像周老這樣的文史名宿會垂青。周老最早尋求合作的是北京大學白化文教授，白先生已經做了很多基礎工作。然而，白化文先生也已年高，而且身體欠佳，很難快速完成校錄整理這樣的重活。白先生與我們很熟，周老也比較瞭解我們，所以白先生建議由我們師兄弟二人協助周老完成《敦煌變文講經文因緣輯校》一書，周老欣然接受了。周老當時主編一套《敦煌文獻分類錄校叢刊》，由江蘇古籍出版社手抄影印出版。《敦煌變文講經文因緣輯校》上下兩冊，就是《敦煌文獻分類錄校叢刊》中分量最大的一本（其他各冊皆為單冊）。這本書1998年12月正式出版，與我們的另一部書《敦煌變文校注》基本同時出版。但是從寫稿的時間來說，我們的《敦煌變文校注》要先成稿，而且我們此前還有一本《敦煌變文集校議》，很多考辨性的問題已經在那裏解決。當周老要與我們合著《敦煌變文講經文因緣輯校》時，我們就在思考怎樣寫得兩部書各有特色。我們很難把《敦煌變文校注》照搬過去，因為我們的學術理念時“有所發明”，照搬照抄的事情我們從來都不願意做。正在犯難之際，周老的文學分類法和校錄整理法給了我們完全不同的一種路數。周老雖然年事已高，無法親自完成全稿，但是他的理論文章，他的部分壓箱底的手稿，給我們確定了基本準則。周老對古典文學的分類很有見解，而且他對佛教文獻的熟稔，使得他能很細緻地給作品加以合理分類。周老認為變文、講經文、因緣，是不同的文章類別，“變文”不應該把講經文、因緣之類的分類都埋沒了。這與我們一般的看法不同，我們通常就使用一個名稱“變文”就涵蓋了所有類別的敦煌講唱文學作品。

    周老除了給了我們手稿作為樣稿，還專門給我寫了兩封親筆信，對我們的校錄整理寄託了殷切期望。他的幾種重要著作也是我們校錄整理的依據。

周绍良先生致黄征信札-1

周绍良先生致黄征信札-2

周紹良先生變文校錄手稿-1

周紹良先生變文校錄手稿-2

周紹良先生變文校錄手稿-3

周紹良先生變文校錄手稿-4

周紹良先生變文校錄手稿-5

周紹良先生變文校錄手稿-6

周紹良先生變文校錄手稿-8

黄征教授简介： 

黄征，又名黄徵，现任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南师大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江苏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江苏省委常委、九三学社南师大委员会主委、九三学社江苏画院常务理事、九三学社南师大书画院院长、南京金陵博物馆馆长、敦煌文化网主管、浙江飞来峰艺术研究中心（筹）主任、杭州佛学院院长助理，为江苏省雕塑家协会会员、江苏省直书法家协会会员、南京市书法家协会会员。祖籍江苏淮阴，1958年3月生于浙江江山，当年移至安吉，青少年时期生活在海宁、余杭。有《敦煌俗字典》、《敦煌变文校注》、《敦煌愿文集》、《敦煌语言文字学研究》、《敦煌语文丛说》、《劫尘遗珠》、《敦煌书法精品集》、《陕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献》、《浙藏敦煌文献校录整理》等专著或合著。雅好诗词，兼喜书法，逍遥散澹，行李多在江浙之间，故以“江浙散人”自号。

伍伦文库第二种：《周绍良先生与敦煌学》，2019年6月第1版

预展时间：7月12-13日上午9时-下午8时

拍卖时间：7月14日下午3时

展拍地点：北京市东城区湖南大厦10层B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