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春拍丨周绍良先生藏经五种
2019/5/13 17:26:17
周绍良先生藏敦煌唐人写《金刚经》
3600多号敦煌遗书《金刚经》中唯一的汉藏注音本
启功题引首
钤印：启（朱）启功私印（白）元伯（朱）蠹斋（朱）
“蠹斋”为周绍良先生斋号。周先生曾拜于陈垣（援庵）先生门下治史，与启功先生有同门之谊。
7-8世纪 敦煌唐人写《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卷首
钤印：周绍良经眼（白）
7-8世纪 敦煌唐人写《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卷尾
题记：
我愿常侍佛，遂愿得出家。常修净梵行，世世度众生。［虚］空法戒（界）净，我愿亦如何。发愿已，至［心］归命礼佛宝。弟子范光晖共（供）养。
周绍良先生藏7到8世纪敦煌唐人写《金刚经》，首脱尾全，现存9纸，181行，计360.3厘米，高27.6厘米。原状未整修。
7-8世纪 敦煌唐人写《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局部
方广锠先生撰《周绍良先生藏<金刚经>跋》云：
“周绍良先生所藏此卷在行间对一些汉文词语注有藏文。藏文的书写规则应为从左到右横向书写。但因古代汉文为从上到下竖向书写，故本号行间加注的藏文也一律竖向书写。笔者寡闻，在3600多号敦煌遗书《金刚经》中，此种在汉文经文旁加注藏文本，唯此一见。……
我们知道，吐蕃统治时期，敦煌著名僧人法成曾从事藏汉佛典的互译。英国图书馆至今保存有当年他翻译圆晖著《楞伽阿跋多罗宝经疏》所用的汉文底本，不少文字旁注藏文，以为翻译时参考。那么，本号《金刚经》上标注的藏文，是否也是法成或其他哪一位计划将《金刚经》由汉译藏前所注？还是某位藏族僧人阅读汉文《金刚经》时所注，以供本人参考？凡此种种，颇有兴味，值得深入研究。”
周绍良先生藏《瑜伽师地开释分门记》（中有《八转声颂》）
全世界仅有法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北京大学藏有《八转声颂》敦煌遗书抄本，此为第三件
敦煌遗书中罕见的大字
9世纪下半叶敦煌写经《瑜伽师地开释分门记》背面卷首
中：2×2.2厘米 有：2.5×3厘米 八：1.5×2.5厘米 转：2.8×3.1厘米 声：3.6×5厘米 颂：2.8×3厘米
9世纪下半叶敦煌写经《瑜伽师地开释分门记》正面卷首
9世纪下半叶敦煌写经《瑜伽师地开释分门记》正面卷尾
9世纪下半叶敦煌写经《瑜伽师地开释分门记》正面局部
钤印：至德周绍良（朱）
周绍良先生藏《瑜伽师地开释分门记》一卷，存10纸，长275.9厘米，高30厘米。正面抄写147行，背面抄写94行，共计241行。现代已修整，接出护首、天竿与拖尾。
唐僧玄奘西行的目的之一，就是寻求《瑜伽师地论》。玄奘回国后，将该论译为汉文，计100卷，成为中国佛教唯识宗立宗的基本典籍。9世纪下半叶，即敦煌归义军统治时期，著名义学僧人法成曾参照唐玄奘译《瑜伽师地论释》，为弟子们讲解该《瑜伽师地论》。听讲弟子有洪真、一真、悟真、福慧、谈迅、福赞、福性、法镜、智慧山、明照等等。法成的讲解包括科分与疏义两方面，弟子在听讲现场做了笔记。本遗书即为保存在敦煌遗书中的某弟子笔记，内容为对“本地分”的科分，即《瑜伽师地论》卷第二、卷第三部分文字的科分。
方广锠先生撰《周绍良先生藏<瑜伽师地论开释分门记>跋》云：
“现知敦煌遗书存有此类分门记数十号，其中与本号内容基本对应者约有2号，即伯2035号、斯2552号。日本《大正藏》曾据该2号录文收入第85卷。《藏外佛教文献》亦曾依据伯2035号发表过整理本。由于这些笔记由不同弟子分别记录，内容难免有详略差异，本遗书的发现为整理这一文献提供了新的资料。
令人意外的是本遗书正面第八纸抄写《八转声颂》一篇。首尾具全，有首尾题，首题下署“国大德三藏法师法成译”。《八转声颂》乃用两首偈颂论述梵文名词的八格变化，每首五言八句，是古印度声明学的重要著作。前此，我们仅知道法国国家图书馆及中国北京大学藏有《八转声颂》的敦煌遗书抄本，现知天地间尚有第三个抄本，由周绍良先生收藏。
位于第八纸的《八转声颂》（局部放大）
侧锋用笔，使转方折，贼毫四出，是唐代使用有芯硬毫笔的力证
周绍良先生藏邵章剪裱敦煌唐人写经扇面
《法华经·序品》剪裱扇面
款识：右敦煌唐经一百二十字伯褧剪裱
钤印：邵章（白） 周绍良印（白）
邵章（1872-1953），近现代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书法家。字伯炯、伯絅，亦作伯褧，号倬盦、倬安，又署崇伯。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留学日本，毕业于法政大学。历任翰林院编修、杭州府中学堂、湖北法政学堂及江三省法政学堂监督，奉天提学使，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北京政府评政院评事兼庭长、代院长等职。
富收藏，精研碑帖，工书法，四体皆通，浑厚庄重。清俸所余，即购书册，家有藏书处“石灯庵”。光绪二十七年（1901）竭力创建“杭州藏书楼”，并向社会开放，为后来成立浙江图书馆打下了基础。
其诗文亦名重一时, 著有《云淙琴趣词》、《倬庵诗稿》、《倬庵文稿》、《古钱小录》、《邵章遗墨》、《云缪琴曲》等。曾校刊《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编著《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续录》。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BD15334号上钤有“邵章”白文印章。
《法华经·序品》剪裱扇面局部
周绍良先生藏《无量佛功德卷》
《无量佛功德卷》跋（节选）
周绍良
（周绍良著《绍良书话》，中华书局，2009年8月）
明刊本，方册装，一册。
这是一本极为别致之宝卷，专为宣扬武当山而编造者。
书面签题“无量佛功德卷”，实则内容与无量佛全不相涉。
次万历八年（1580）万恭《武当山仙迹序》。正文分上、中、下三栏，上栏专记武当山各处胜迹，并无篇题；中栏插图，写净乐王事迹；下栏为《敕建武当山启圣仙迹记》，通篇为二、三、四字句，为一般宝卷通常之体。
书末题“万历八年虽在庚辰蕤宾月上浣之吉彬轩日新堂刊行。”再后为诗八句：……
最后为题识八行：……
此册盖朱睦舣特为印制而“贡”于武当山者。
所谓“周府”，乃明成祖（永乐帝朱棣）同母弟周定王，《明史》卷一一六有传。朱棣子宪王有燉，为名曲家，有《诚斋乐府》等书传世。“睦”字辈为朱橚五世孙。嘉靖十七年（1538），周王睦㰂死，子勤熄先卒，孙朝堈嗣。三十年（1551）死，子在铤嗣。睦舣乃以曾祖父辈管理府事，即刻此卷者。
钤印：蠹斋（朱） 周绍良印（白） 至德周绍良所珍爱书（朱） 至德周绍良（朱） 周绍良藏（朱） 蠹斋秘籍（白） 五世书香（朱） 启晋藏书（白）
开本：14×26厘米 半框：12.4×18.2厘米
周绍良先生藏《玄天上帝垂训文》
武当山是湖北道教名山，祀玄天上帝真武之神。据《大岳太和山志》载，早在唐代贞观年间，即于山中修建五龙祠，宣扬道教。宋元时期，武当山道教建筑逐渐增多。据明人李贽《续藏书》记载，成祖朱棣靖难誓师祭纛时，只见“被发而旌旗者蔽天”，成祖以问道衍，答是北方之神玄武帝，“于是成祖被发仗剑相应”。靖难成功后，朱棣特为之在武当山大兴土木，《明史·方伎传》言“费以百万计”。武当派由于明成祖大力推崇，一跃而在道教中占重要地位。
周绍良先生《新刊武当足本类编全相启圣实录书记》（《文献》，1985年7月）云：
‘真武’道经……《武当山玄天上帝垂训》，据文中云是‘大德五年（1305）十二月二十四日武当山灵观庭化笔’，似指‘乩笔’之类文字而言，那么是元成宗（铁穆耳）时代的产物了。全文为六字句，是一篇劝善文，近于《太上感应篇》之类文字。
又一册，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刊本，包背装，竹纸印，仅六叶。书面题签：‘《玄天上帝垂训文》’，半叶九行，行十八字，方体宋字。开卷首题‘《武当山玄天上帝垂训诫文》’，全文即梵夹本之《玄天上帝垂训》，而于原书‘大德晚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武当山灵应观庭化笔’句后加‘《玄天上帝垂训文》’一标题，将全文分为两节。事实似应以此本为正，盖梵夹本漏之。书末题‘万历四十八年岁次庚申孟春信官朱朝臣、长男信官武举朱应登诚心刊施。’
明代武当山在道教中占重要地位，所以刊刻关于玄天上帝和武当山的书籍颇多，在当时社会上，崇祀真武之神与碧霞元君是很流行的。”
考以《西江志》，可知刊施人朱朝臣、朱应登分别为万历元年及万历四年举人。
钤印：蠹斋（朱） 至德周绍良所珍藏爱书（朱） 周绍良印（白） 至德周绍良（朱）
开本：15.7×27厘米 半框：13.8×19厘米
周绍良先生生平
周绍良（1917-2005），我国著名红学家、敦煌学家、佛学家、文史学家、收藏家、文物鉴定专家。
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编辑，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会长，《敦煌古文献》常务编委，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文化部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北京市公交协会名誉会长。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主要著作有《敦煌变文汇录》、《敦煌文学刍议》、《敦煌写本<坛经>原本》、《绍良丛稿》、《红楼梦研究论文集》、《<唐才子传>笺证》、《清代名墨谈丛》、《曹素功制墨》、《蓄墨小言》、《<百喻经>今译》，《唐代墓志汇编》等。
周绍良先生祖籍安徽建德（今东至），生于天津。其曾祖父为清末两江总督周馥（1837-1921），从宦之暇，编纂出《治水述要》一书，为近代整顿黄河的一部重要参考书。
他的伯祖周学海精通医术，编纂有《周氏医学丛书》，是中医学最大的丛书之一。
祖父为实业家周学熙（1866-1947），北洋政府时期曾任财政总长，编印过《师古堂丛书》。
父亲为佛学家周叔迦（1899-1970），著有《中国佛教史》、《八宗概论》、《因明新例》、《新唯识论》诸书。
周先生的几位伯父亦是著名学者，如藏书家周叔弢先生，其收藏与当时的李盛铎木犀轩、傅增湘藏园齐名，解放后全部捐赠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等处，1979年将其所藏敦煌写经256卷捐予天津艺术博物馆，成为该馆颇负盛名的收藏。
周绍良先生先后师从古文字学家唐兰、文史学家谢国桢、历史学家陈垣、孟森、钱穆等诸先生，其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对敦煌文献的研究，当属荦荦大者。
周先生对敦煌学的兴趣从三十年代初便已开始。当时，与周家熟识的刘复（半农）先生正在出版《敦煌掇琐》，周叔迦先生正在北京图书馆辨识《敦煌劫余录》中不知名的经卷，与王重民先生等敦煌学者同事。两代学者的交流促进了周绍良先生研究敦煌学的兴趣，促使他着手收集、抄录并研究一些敦煌卷子。
《敦煌变文汇录》是周绍良先生所编的世界上第一部变文类材料总集，末附《敦煌所出变文现存目录》，实属开山之作。《<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校证》一文则是周绍良先生在校勘、注释敦煌俗文学方面的代表性力作，显示出雄深的学力。周绍良先生研究敦煌学，由于各方面的便利，得以占有第一手材料。《悉达太子修道因缘》和《补敦煌曲子词》就是他提供的新材料。
1987年6月，国际敦煌吐鲁番学术会议在香港召开，周绍良先生应邀参加，宣读了《敦煌文学概论》一文，涉及面之深广令人叹服，美国汉学家梅维恒（Victor H. Mair）将其译为英文。
周绍良先生富藏书，他收藏的民间宗教宝卷中多不经见之珍品，每得一本，往往写些小跋，明藩府刻本《无量佛功德卷》即有一跋收入《绍良书话》。先生收藏的通俗小说6600册全部捐赠天津市图书馆。收集的唐代墓志拓片四千余通，编为《唐代墓志汇编》。
周绍良先生喜收藏，其古墨收藏品皆为清代有干支纪年及具有名款之品，为研究古墨发展史的重要实物资料。1966年他亲自致函故宫博物院，愿将所藏古墨、书画等文物1,030件（其中清墨1000块、字画28件、资料2件）捐献。周绍良先生的捐献丰富了故宫博物院古墨及书画藏品，为完善和丰富故宫的藏品体系做出了很大贡献。
参考文献：
白化文《周绍良先生的学术活动》，《文献》，1989年4月。
故宫博物院景仁榜。